世纪筑梦

珞珈以远(63级图专程亚男)

更新时间 : 2019-09-05  点击次数:

一提起珞珈山,人们自然会想到武汉大学

珞珈以远是哪里,龟山、蛇山?北京、上海?甚至纽约、伦敦?

珞珈以远,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距离有长有短;而作为一所有着百年历史、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珞珈以远,是其教书育人所创造的高度,享誉全球的广度,至高至远,至深至厚。

我于1963年就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四年。四年,在漫漫的人生中,只是极短、极短的一瞬。然点点滴滴,铭记于心。

珞珈以远,辽阔而悠长。

来不及认真

5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正在资江临津门码头挑水的我接到了小伙伴送来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看到信封上武汉大学几个红色的大字,心中一阵狂喜。但当我展开通知书看到“图书馆学系”几个字时,不免生出几分无奈。

武汉大学不是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不是我心仪的专业,我最想报考的是中文系,当作家是我从小的梦想。

母亲问我:“图书馆学系是学什么的?”

“管书的吧”我其实也不知道。

母亲又说,管几本书,还要读大学?

......

迎着夏日的薰风,几分憧憬,几分无奈,一天一晚的绿皮火车,我终于看到了那耸立在街道口入口处“国立武汉大学”的牌坊。四柱三间,方正敞亮。

入住老斋舍盈字斋。一座仿布达拉宫琉璃瓦建筑。灰色的花岗岩楼基和墙体,厚重沉稳;绿色的单檐歇山式亭楼,古色古香。整个建筑依山而立,百步石梯直达山顶。站在第一级石级上,抬头仰望,第一次感受到大学的威严。

系办公楼位于学校南区,人称预科大楼,与中文系同在一栋楼,分层而治。

专业的入门课是《图书馆学引论》。教这门课的老师是当时的系主任黄宗忠,他是湖南湘乡人,一口地道的湘乡话,让许多非湖南学子如听天书。为了让更多的学子能听懂他的课,黄老师讲课板书较多。记得他第一次上课,先是在黒板上写下自己的姓名,然后写了一个很大的“口”字,再在“口”里写上一个繁体“书”,告诉我们如何用一个字代表“图书馆”三个字——原来图书馆就是一个藏有书的围子。我们的专业课也就这样从认识前辈编造的一个字开始了。

《图书馆学引论》一科的教材是1963年武汉大学印本,由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文化学院“图书馆学引论”编写小组编写。那时的专业课教材基本上是刻印的16开油印本,封面是牛皮纸、内页是黄色的光板纸,由于手工刻写蜡纸时用力不均,字迹深深浅浅,还有一股浓浓的油墨味。如果手上有水或是汗,手臂上就会留下一道道油渍,有时甚至还会印上一道文字。

教《中国书史》的是系里少有的一位二级教授皮高品,他高高的个子,直挺挺的腰,长长的腿,很精干的样子。据说即使在1958年的大破资产阶级教学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运动中,他曾与徐家麟教授被当作白旗被拔掉,但他从不中断坚持多年的体育锻练,还在学校的竞走比赛中拿到较好的成绩。走路快步如风,腋下总是夹着一个黑色大皮包,不苟言笑,没有一句寒喧,身后还跟着一个年轻的助教。我想,那种严肃,可能就是教授的作派。图书的产生源于文字。他从仓颉造字开始,讲了不少关于文字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他描述的一张贴在山野茅屋门板上的“家有恶狗,行人慎之”的小纸条。在他看来,图书馆不仅要收藏图书,还要收藏一切文字,包括上面说到的那种小纸条。皮教授讲得很认真,我们则把它当作课间饭后的一则笑话。

《目录学》源于古代的显学“校雠学”,比图书馆学的历史还要早,课堂上,老师用极大的篇幅讲述目录学的历史,从西汉的《七略》开始,直到20世纪的目录名家余嘉锡、姚名达等,以过去的辉煌告诫我们《目录学》的重要。

《图书编目》是传统图书馆学较为活跃的一门课,但我最不愿意听,不是说老师教得不好,而是我觉得这门课的内容实在太没有科学含量,太枯燥。不就是在一张小小的卡片上介绍一本书吗,何必弄得那么麻烦和繁琐。没想到的是20多年后,自己也在湖南省职称考试培训、武大函授、湖南师范学院业余大学和中央电大湖南站担任编目老师。以其昏昏,使其昭昭。一个天大的玩笑!

我不是一个好学生,虽然没有逃课,但从来不好好听课,也不觉得图书馆学有多大的学问,而是把更多的时间花在阅读课外书籍上,特别酷爱外国小说,包括普希金、屠格湼夫、托尔斯泰、莱蒙托夫,以及罗曼.罗兰等的作品。还时不时在做着“作家梦”。坐在武汉大学老斋舍的窗旁,看樱花开了又落,落了又开。捧读外国小说,悲叹达吉亚娜的命运。为此,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又多了一个“资产阶级小姐”的“雅号”。

我的这点小心思终于被老师发现了。一天,卢子博老师找我谈话。其实卢老师并不是我们的辅导员,至今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找我谈心。几十年后,我与卢老师谈到此事,他已经不记得了,于我,却记忆犹新。卢老师出了一道算术题:全国有多少座综合性大学、有多少个中文系,每个学校、每个系、每年会培养多少个学生,而其中又出了多少作家?如果你能认认真真在图书馆学这个小之又小的领域深耕细作,或许,会有所收获!

也就是在这一刻,我仿佛是被人在背后狠拍了一下,开始从漫不经心的状态中惊醒。人应该有梦,但必须面对现实,何况我还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可以教育好,还是不可以教育好?

无论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我都应该好好想想了。然而正当我觉得应该“改邪归正”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还没来得及认真,我的大学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时过境迁。我经常不能忘怀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便我们已经把老师所教的都忘记了,但种子却始终会留在心中,她总是在不经意地影响着我们对职业、对生活的看法,激发着我们的潜能,以及对自己能力的信念----这就是师德的力量!

 

第二次考试

如果说,高考试卷是我交给武汉大学的第一份试卷,那么毕业后的成长与从业过程,就是我交的第二份试卷。而在我书写这张答卷的时候,身后始终站着武汉大学的一群老师们。

1968年。毕业分配。我像一颗野核桃被掌握分配大权的造反派抛撒在贵州的苗乡侗寨。

毕业的告别是那样的草率和匆忙,然而就在这匆忙中,陈光祚老师特意为我给当年在贵州省图书馆工作的北大同学周鼎老师写了一封推荐信。虽然当时的贵州省图书馆已与全国的各级图书馆一样都关门搞革命,无法接收我,但陈老师的信,犹如一股暖流久久地温暖着我。想起毕业前停课闹革命期间,陈光祚老师被分配到我们6701班参加政治学习,面对言辞激烈乃至狂热的学生,他总是提醒大家说:这情景,让我想起57年反右,大家还是冷静一点好。陈老师言简语轻,却是发自内心最真诚的规劝。可惜没有多少同学能听得进去。

贵州省锦屏县印刷厂检字工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在那一个个由3000多个汉字排成的八字木格的车间里,我一边捡字,一边数着日子。整整三年,一千多个日夜。好在有《中文工具书》各种捡字法的基本功,让我的检字速度不输于有着多年经验的捡字工。

1980年金秋。西子湖畔。我第一次参加了中国图书馆学会首届年会。聆听名师的讲学,领会中国图书馆学的思想精髓,学术兴替的风云。会上还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彭斐章、黄宗忠等多位老师,正是因为老师们对我论文的肯定,给了我专业的信心。在青春即将逝去的年代赶上了一个学术大辩论、大变革的年代,可谓是三生有幸。

我的第一本习作《书海漫游》于1981年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在书写的过程中,重温《中国书史》,想像着在茅屋前,在丛林中,在猎猎山风中,我们的先祖如何开始用一根麻绳、一枚甲骨,一片贝叶,一支竹篾,一匹绢帛,将远古的生活一一记录写下来......是皮教授“敬惜字纸”的论述,让我明白,尊重文字,尊重书本,是为世间之礼,天地之敬!这既是我学习的起点,也是我们职业的起点。

20世纪80年代前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邹鸿宾、荀昌荣、王敬卿、樊长新等多位老师调到湘潭大学筹办图书馆学系,老师们想到了远在贵州的我们,尽管后来由于该系筹办延缓的原因,我们没有能调入湘潭大学,但我们因此而回到了湖南。一家四口能调离贵州回湖南,在当时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老师们为此四处奔走,多方敦促,终于将难事办成。以至于湖南图书馆传达室的工作人员见到我们时,还以为我们是哪个高官的亲戚。

20世纪80年代的湖南各级各类图书馆的新馆建设可谓是蓬蓬勃勃,如1981年建成开放的湘潭大学图书馆、1984年建成的湖南图书馆、1985年建成的湖南大学图书馆等,这些馆都因其建筑及其工作成绩,名噪一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湖南省图书馆界的馆长十有八九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从公共图书馆到学校图书馆、从省级图书馆到区县图书馆概莫能外。致使中国的图书馆界,几十年来一直维持着与北京大学南北联手,分而治之的局面。可谓是“珞珈代有人才出”。

1994年的春天,我只身来到深圳市南山区,受命负责筹建南山图书馆。

这里曾经是一片瓦砾荒地,这里曾经是几间“大排档”。一个被人戏称为“一条泥土路,一间破厕所,一个卫生院”的小镇。当然,也没有图书馆。也就是在我们刚刚开始拓荒之际,文化部的领导和图书情报界的学者纷纷为南山图书馆奠基题词,彭斐章老师为我们写下“南国奇葩”四个大字。观其书,如见其人。温厚儒雅,见而生敬。

为了给南山图书馆培养人才,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破例在南山图书馆举办了一期研究生班。彭斐章、谢灼华、马费成、王子舟、黄如花等多位老师前来讲学。

陈光祚老师在“南山图书馆业务规划论证会”上为我馆的现代化建设出主意,定方向。后来陈光祚老师和张琪玉两位老师又多次来到我馆,指导开展图书馆现代化、智能化的研究,并一直支持和关心《南山人文多媒体数据库》这一课题的申报、建设。该课题之所以能顺利通过文化部的验收,都与陈、张两位老师的指导分不开。

如果说把人生比作杠杆,那么,武汉大学的老师们就是我人生的“支点”。正是因为有老师们的支持,我才得以在深圳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做了自己想做和应该做的事情。

南山图书馆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开放办馆和免费、平等的服务理念,以及种种创新举措,在今天看来,已不觉新鲜,但在当时多少有点“离经叛道”,有悖传统。以至于在2010年,仍有记者撰文认为当时南山图书馆的种种做法是一种创举,在业界也是闻名遐迩。

 

纸上有乾坤

 

在我家小小的书房里,至今收藏着很多老师亲笔题赠的著述和文集。

改革开放以来,图书馆学教育凤凰湼磐,浴火重生,面对过去陈旧乏力和大片的理论处女地,武汉大学图情专业的老师们通过一次大讨论,对教育思想、教材进行了认真的评价和梳理,开始了学术拓荒之旅,在几近荒芜的废墟上,从理论建设的高度重新构建了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图书情报专业方面的奠基和扛鼎之作。

文如其人。读书读人。现依著述的出版时间择其要而述之。

黄宗忠老师的《图书馆学导论》(1988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全国统一教材。淡粉色的封面,黑体方正的书名,简朴,清朗。全书系统地概述了图书馆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包括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和定义、图书馆学的体系结构、图书馆类型、图书管理、图书馆现代和及其未来等。

1985年以来,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硕果累累,连续出版了多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教材,但黄宗忠老师编著的《图书馆学导论》最具特色,详细论述,框架清晰,是图书馆学教材性质的奠基之作,也是作者长期教学实践的结晶。

黄宗忠老师一生致力于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教书育人,笔耕不辍,著述等身。最让我读之锥心是黄宗忠老师于2011年10月10日从珞珈山寄给《图书馆论坛》的一篇学术论文,“充分发挥图书馆功能”(图书馆论坛,2011(6))。文章刊发时,先生已于邮寄稿件的20天后驾鹤西去,与世长辞。然而就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关心着图书馆事业,向后学发出呼吁:

“图书馆如何充分满足全社会的需要,这是每一个图书馆从业人员应该牢记和经常思考的问题”,“充分发挥现有图书馆的功能,这是每个图书馆最基本的和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图书馆论坛》编辑部在编者按所言:“这是黄先生最后发出的学术呐喊,更是振兴图书馆事业的时代强音。黄先生走了,留给我们的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图书馆学思想与理论。哲人其萎,思想不朽。”

书架上还有彭斐章老师的《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0年)和《彭斐章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彭老师长期勤奋耕耘于图书馆学和目录学领域,在目录学基础理论,中国目录学史,苏联目录学,各类型书目,书目控制,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等方面都有建树,建立起现代目录学理论体系,推动着我国图书馆学、目录学的传承与发展。面对信息社会海量的文献信息,彭老师提出,现代目录学要解决庞大而混沌的文献体系与人们特定需求之间的矛盾,利用书目为工具研究社会化和多元化的情报需求与利用效率。为传统的目录学找到了另一只翅膀,充分发挥现代目录学在信息社会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应用价值。

“立下园丁志,甘为后人梯”,是彭老师的座右铭。他说:“红烛春蚕是我的思想基础。”“我作为一名园丁,寄厚望于学生,希望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平生最觉开心处,喜看桃李结满枝。”

最近一次见到彭老师是在深圳,我陪他登莲花山。他已进入人生的秋天,他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所有的学识都深深地融入了我们几代学子的生命,成就了我们这个时代关于图书馆学教育、关于图书馆的经典集体记忆。冬日的阳光把他的脸映照得好红。满头银发任风吹动,只有真正的智者,才有这种潇洒而悠然的风度。

《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修订本)(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是由谢灼华老师主编的一本教材。谢灼华老师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致力于中国图书馆史的研究和图书馆史学的学科建设,领一域之先。

《蓝村读书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谢灼华老师在书中娓娓道来,书的命运、古籍典章、以及藏书楼兴衰和图书馆的发展,一幅绚丽多彩的“历史文化”画卷,极富文献价值和文化涵义。也是谢老师数十年钟爱书籍文化、探究古今藏书的真实写照。掩卷沉思,可谓是“清言究微”。

《图书馆学情报学探索的足迹———陈光祚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淡灰色的封面上是一长串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脚印,意喻陈老师拓展学术领域和攀登科学高峰的足迹。陈老师数十年如一日,在目录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知识融合中不断探索和思考,为《文献检索》课程奠基,为个人数字图书馆鸣锣开道,不遗余力地、免费为多家图书馆提供数字图书馆管理软件(其平台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WINISIS软件,陈光祚汉化)。退休后曾在深圳指导工作多年。学生们有感于陈老师的辛苦,时不时让他去尝尝广式茶点和菜品,可他却偏爱辣椒炒肉。付出的多,要求的极少。读陈老师的书,印在头脑中的是他长年伏案、清晰而肥胖的背影,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我们:“再前进、再探索,跟上时代的步伐和学科的发展。”

老师们题赠的大作不胜枚举,限于篇幅,只好割爱。

笔底波澜,纸上乾坤。

老师们的著述,既是一部学术史,也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从系到院的成长史。他们用笔为我们呈现了百年来图书馆学起起伏伏、波澜壮阔的历史;书上的字便是一颗顆晶莹的水珠,浇灌并滋润着曾经荒芜、正待开垦的图书馆学园地。就是这些文字给我们以专业的启蒙,包括思想、哲理、和思辩力,并带领着我们走向一个一个学术的高地。也正是在老师治学精神的感召下,自己也先后出版了《图书馆与社会》、《书海听涛——图书馆散论》、《流动的风景——图书馆之旅》等书,并主编、参编了多部著作。

百年来,老师们建立学科,筹办学院,他们谱写的不仅仅是一部厚重的理论巨著,更是一代人为中国的图情事业奋斗精神的写照,体现了老一辈图书馆学家的家国情怀、使命担当!这种职业的坚守,创造了图书馆学的一个时代,影响了几代人。

芳香的纸,挺拔的笔,那是坚韧而高贵的书的世界!

2019年6月于深圳双韵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