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图书科”这一名称自1920年创办起一直沿用到1930年，自1931年起，开始称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以前的《文华图书科季刊》改名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事实上文华图书科申请教育部立案已在1929年获得批准，成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在此之前已经毕业了7届学生。在这里“庚午级”指的是1928年入学，1930年（庚午年）毕业的第8届学生。本文试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追索，描述当年文华图书科学生的状况，管窥文华当年的教学情况。

1入学

清朝末年，清政府迫于形势宣布“变法新政”、“预备立宪”。在其倡导下，一批地方官吏纷纷开始奏建图书馆，由此展开了一场公共图书馆运动。其后在“西学东渐”之风的影响下，西方有识之士和留学归来学习西方图书馆学的先驱们在中国推行西方模式的图书馆，并掀起了新图书馆运动的热潮。在这种形势下，各地图书馆数量年年增多，人们对于图书馆的认识也逐渐改变。据中华图书馆协会统计，1925年全国已有502所图书馆，其中公共图书馆259所，学校图书馆171所。与此同时，西方教育体制中培养专门人才的观点逐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如此，社会迫切需要图书馆学专门人才，而图书馆学专门教育尚未普及，带来了“图书馆员”的供不应求。“顾图书馆学一科，系专门学术，此项人才，培养尤不容缓”。

有鉴于此，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议补助武昌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并扩充其课程；给与助学金额二十五名以期养成此项人才。……查武昌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为国内唯一之图书馆学校。主任韦棣华女士，对我国图书馆之发展，素具热心。”故在1929年2月间常会上议决，“委托该校养成此项专才，因特设置图书馆学教席及助学金名额，俾克实现预期之目的。”[1]

这项资助为期四年，自民国十五年（1926）八月起，至十八年（1929）六月止，由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委托武昌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授予学生。此后，在图书馆学界的呼吁下，基金会对文华图专考察后，认为这种专门教育卓有成效，在1930年南京的年会上决议延长三年资助，每年一万三千五百元[2]。庚午级学生就在受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者之列。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将求学者的准入标准公开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凡入学考生，须具备一定资格，即至少大学本科二年级程度肄业期满成绩及格者，并且需要通过考试，科目有四：国文、英文、历史（本国史及西洋史）、社会学和化学与社会学和经济学任选一项[3]。同时于北京，南京，上海，武昌和广州五处招收新生，“旨在普及全国，以宏效益”。[4]

1928年通过考试的共有九人，分别是来自北平的陶述先、李继先，来自湖南的陈颂，来自上海的吴鸿志，来自广东的周连宽，来自武昌的刘锦华、曾宪文、徐家璧和耿靖民。在当时“来自八大学，籍六省，代表之区域可谓广矣”。[5]

自民国十七（1928）年九月十五日开学后，文华图书科“同学诸君为砥砺学术，联络感情”[6]遂成立庚午级级友会，并分配级友会职务：顾问有胡庆生、沈祖荣、毛坤三位先生；总务股为刘锦华，文牍股为陈颂，会计股为曾宪文，庶务股为陶述先，交际股为徐家璧，研究股为李继先，体育股为吴鸿志，出版股为耿靖民。后刘锦华因健康原因辞职，各项职务有所调整：总务股为陶述先，庶务股为吴鸿志，体育股为周连宽[7]，其余照旧。自级友会成立以后，学生常常以“庚午级”为单位开展各项活动。

1929年秋，房兆楹入校学习。由于招生规定“大学毕业生在一年内能将图书科课程习毕者经考试委员会核准得于一年内毕业给予图书科证书”，而房兆楹是北平燕京大学格致学士，故同在1930年毕业，同为庚午级学生。

2课程

图书馆职业的形成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专业化职业的界定，占主导地位的解释认为，专业化职业是由掌握和和运用高深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家组成的、具有下列特征的行业：有比较系统的专业知识体系；有比较正规的大学水平的专业教育系统，有较为正规的行业协会，有比较明确、系统的职业道德规范[8]。在我国专业化图书馆职业的形成中，文华图专作为全国唯一的图书馆专门教育机构，其课程设置对形成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较系统的专业知识体系，以及专业教育系统的形成都起到过重要的推进作用。

创始之初，文华图书科课程的设置仿照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设置，吸收国外已有的图书馆学教育经验来开办，后来逐渐添加适应我国现实需求和形势变化的课程，从而以完备和实用广为称道。我们可以通过1929年学生吴鸿志的记载了解当时的课程设置，如表1所示。

表1 1929年文华图书科课程设置

注：摘自《文华图书科季刊》第一卷第1、2期吴鸿志《文华图书科之过去与将来》及档案《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一览》

1930年上半年，又增添中国版本学、特别图书馆、索引法等科目，每科每周授课一小时，合计其他学科，每周为二十二小时[9]。

这些课程的授课老师有沈祖荣、毛坤、白锡瑞，后又聘用教师徐家麟为图书馆学及图书分类法助教，并讲授“特别图书馆”，武汉著名藏书家徐行可讲授“中国版本学”，本科第二届毕业生罗晓峰讲授“索引法”，著名国学专家武汉大学国学系教授李笠讲授“目录学”。

学校每学期邀请著名学者、专业人士来校演讲，由于校长沈祖荣与武汉大学诸位教授交好，故延请武汉大学诸教授演讲关于专门参考书书目。如周鲠生演讲“国际联盟及研究书目”，时召瀛演讲“中国外交关系书目”，燕澍堂演讲“法学及法学分类”，陈西滢演讲“近代文学之趋势”，闻一多演讲“唐代的文学”，曾定夫演讲“公共卫生及书目”，既拓宽了知识面，又贴近图书馆学专业。图书馆专业人士的演讲也是不可或缺的，沈祖荣请前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友松1929年1月3日演讲“图书馆使用法”[10]，1930年6月毕业典礼后为杜定友先生演讲，讲题为“新目录学之建设论”，“连讲数日，极为精到”[11]，并携新作《校雠通志》来校，众人受益匪浅。

这种不定期的演讲后来逐渐演变成学校惯例，在沈祖荣先生的倡导下，于1933年下半年开始，定于每隔二周的星期三下午举行公开演讲，名为“群育讨论会”。当时许多武汉大学、华中大学教授和社会名人都曾来此演讲。

在积累了授课经验的基础上，文华图专的课程随着时事变化而不断演进，至1949年，课表中增加了图书选购、西洋目录学、汉字排检法、博物馆学、国文、英文、德文、法文、日文、自然科学概论、史地概论、社会科学概论、文哲概论等课程；另有若干课程合并或改名，如表1备注所示。一方面将具体实践从以前概论性的课程中分离出来，加重了相应的教学；另一方面，将作为工具的各种语言和开阔眼界的各学科概论用设置课程的方式固定下来，比定期演讲更得重视。这也是对图书馆职业专业化的要求的响应。

3社会实践

3.1出版《文华图书科季刊》

庚午级学生在胡庆生、沈祖荣、毛坤等教师的帮助下，出版了名为《文华图书科季刊》的刊物。创刊号于1929年1月出版，当此之时，庚午级所受专业训练仅半年。创刊号发表文章有沈祖荣《我对于文华图书科季刊的几种希望》、陈颂《图书馆之任务与其在中国之地位》、周连宽《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地方图书馆事业指导》、曾宪文《儿童图书馆之研究》、徐家璧译墨济（美）的《英文参考书百种选》、冯汉骥《藏书绝句的著者》、李继先《图书馆杂件与小册子》、陶述先《杂志略论》、耿靖民《丛书的研究》、刘华锦《建设武汉模范图书馆之计划》等。

校长沈祖荣在《我对于文华图书科季刊的几种希望》中提到 “要特重实事”“不避琐细题目”“审合社会情形”“整理丛书”“介绍新知识”“设立读者通讯与读者论坛”等几点[12]，在此后的刊物中多有这些内容。

《文华图书科季刊》以及改名后的《文华图书馆学校季刊》中设立的“同门零讯”栏目，联系文华校友，沟通南北消息；“本校消息”栏目，成为社会了解文华图专的窗口，联络着文华图专和图书馆界，《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有些关于文华图专的报道就是从上面摘录的。沟通和交流中，形成了文华图专的知识文化圈。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个知识文化圈对图书馆界的中西交流、人事更替、学术研究都起到了保护和稳定的作用。

3.2实习

图书馆学本是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沈祖荣以“学贵切用，尤在实行”，于1929年下半年提议组织一编目股，将公书林旧有中国书籍四十余箱，分类整理，可贵的是“股中一切计画，预算，采办材料用具，分配工作事宜，均由本级同学自动办理”。地点定在公书林三楼南端西室，在时间安排上，每星期工作四小时，每人轮流做股长一次。学生“均以此举，对于将来实地作事，有莫大助益。”[13]

又因“中文书籍之编目法，现各处尤在试行期中，非有深切之经验与研究，则难臻完善”，于1930年上半年增设讨论会，每星期一次，将实习时所遇的困难和意见，共同探讨，以求解决。“其结果虽不能尽如人意，将来或可供图书馆界同人之参考耳。”[14]

同在1930年上半年，在文华公书林韦氏参考室又设立了询问处，作为这学期实习工作的重点。每日下午一时半至五时半，均有一名学生负责管理。这期实习也很受学生欢迎，认为“如能常此练习，则将来作图书馆参考部馆员时，当不致茫无所措矣。”[15]

除了在文华公书林的长期实习，1929年的暑假北平大学图书馆主任马衡先生特函请庚午级数人整理未编目的西文书籍，周连宽、徐家璧、陶述先、曾宪文、吴鸿志等前往担任此项工作，五十余日完竣[16]。这次实习工作的圆满完成也是对文华图专教学的一种肯定。

4研究

庚午级学生入校后不久就确定了自己课余研究的内容，并积极在《文华图书科季刊》上发表文章，无论撰写或翻译都十分踊跃。学生在校期间发表在《文华图书科季刊》上的论文如表2。《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四卷第五期（1929.3-4）在“新书介绍”栏目中对《武昌文华图书科季刊》的评价是“内容似拟对现代图书馆学及图书馆事业之理论及实际，作种种论述及创作贡献。取材方面，尚能兼顾中西。其中所见，虽间不无有待商榷之处，但精心结撰，有裨实用之作，亦颇不少。”

表2 庚午级学生在校期间发表于《文华图书科季刊》上的论文

注：因房兆楹晚其他人一年入学，故其研究方向未见记载。各人发表论文以《文华图书科季刊》一、二卷刊登者为准。

这种将个人观点诉诸笔端商榷学问的风气在文华图专逐渐展开，文华图专陆续编辑出版图书馆学专著，其中多有在校学生手笔。至于1932年成立研究部，专门负责收集学术资料以供著书立说[17]。

此外，在校期间庚午级学生随沈祖荣、胡庆生、毛坤、白锡瑞四位先生赴北京参加1929年1月28日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18]；参观过汉口王宠佑博士的私人图书馆和湖北省立图书馆[19]。1930年6月毕业前在白锡瑞先生带领下，庚午级毕业生于六月十五日东下，参观了南京的中央党部图书馆、国民政府外交部图书馆、铁道部图书馆、中央大学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中央政治军事学院图书馆、国学图书馆；上海的东方图书馆、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沪江大学图书馆、光华大学图书馆、徐家汇天主教堂藏书楼、交通大学图书馆、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部图书馆、基督教全国协会等图书馆；杭州的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图书馆、浙江大学工学院图书馆、浙江省立图书馆；苏州的东吴大学图书馆、吴县的江苏省第二等图书馆[20]。这些参观活动令学生接触到各地图书馆的实际情况，为他们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素材。

此后几年因国内政治形势纷乱，毕业生集体东下参观的机会竟难以再有，只有联络新旧校友，聚散南来北往消息，将个人的经历提供众人参考罢了。

5生活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的的资助，减轻了学生们的经济压力；将来就业前途的具体而现实，令他们不必为学业结束后的生活过于担心。作为获得资助的图书馆学毕业生注定要留在图书馆工作，他们所受的教育意味着他们处于城市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地位。他们可以以自由地位为科学文化本身的发展去学习追求，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社会接触、交结朋友，去外出旅行、享受娱乐，致力于读书和写作，从而在管理、科学、文学、哲学和艺术等方面取得成就[21]。

这种宽松的学习和研究环境使得庚午级学生在武昌昙华林的求学生活忙碌而充实。他们在专业学习上表现出无限热情，在课余生活中尽显年轻人的活泼朝气，“师生同乐”的场景时时出现在各种记载中。

如春天到来时，邀请诸位教授同游卓刀泉、东湖，并在卓刀泉野餐，乐而忘倦。一周后仿佛意犹未尽，又承沈祖荣代理主任引导游览洪山、抱冰堂各名胜，其乐融融，以至晚宴微醺，嬉笑而归[22]。又如武昌音乐团于1929年12月20日成立，由于文华图书科师生对音乐“素有浓厚之趣味”，因而全体加入。不但在《文华图书科季刊》上记上一笔，还不忘开开先生的玩笑，描述先生的歌喉。

这种活跃气氛令人不禁想起文华图书科建立之初，第一班学生自称“快乐六君子”（The Happy Six）[23]。这种快乐，既有孔子率徒出游的遗风又有西方推崇自由的色彩。在中国武汉的土地上，西方的教学方式下，培养出来的这一批学人身上具有中西文化的交融的特点。

6毕业

庚午级的毕业受到教育部和社会各界的异常关注，因为这是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正式成立以来的第一届毕业生。

毕业考试遵照教育部章程请教育部派人来校监考，湖北省教育厅受教育部指令派邬予先生为监考员。试题“每卷每题皆须监考员加盖私章，毫无作弊之可能。试毕所有试卷汇送教育部核查”[24]。待试卷发还，成绩优越为人赞赏。

1930年6月9日晨，庚午级毕业典礼在罗氏纪念厅举行。“清风拂拂，来宾逾百，甚盛事也”[25]。湖北教育厅黄建中厅长出席并训话逾一小时。

毕业后，庚午级学生皆入图书馆工作。李继先到北平北大图书馆（旋转职于清华图书馆）[26]，吴鸿志到东北大学图书馆，徐家璧和陈颂到北平北海图书馆，房兆楹到燕京大学图书馆，陶述先到国民政府外交部图书馆，周连宽到岭南大学图书馆，耿靖民到南开大学图书馆，曾宪文和刘华锦到武汉图书馆。

此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上的“同门零讯”一栏和《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会员消息”一栏间有消息传来：李继先和房兆楹在1931年6月《华北日报》办副刊《图书馆周刊》。房兆楹1933年9月赴美之圣佛郎西士哥，入加里佛尼亚大学深造。陶述先1935年由外交部图书馆主任转任中央卫生署图书馆主任。

在庚午级学生学习期间，文华图专渐次实现独立建校，获得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肯定和支持和文华公书林的发展逐渐完善。在韦棣华女士襄赞下，沈祖荣先生在此期间独担重任，师资力量有所增强。即使当时图书馆员的薪酬不高，学生们也心怀热情地投入学习，为在图书馆界工作而努力钻研。如今这些当年的青年都成为了前辈，他们编写刊物，几经磨难，流传至今，仿佛是为文华校训“智慧与服务”浓墨重彩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