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迎来新千年的第三个十年，恰逢先父毛坤先生辞世60周年。先父晚年多病又接连经历了两次运动冲击，使他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现在，与我同在四川大学校园里成长起来的少年伙伴们，已年过古稀。比较起这批同龄人来，我就要先于他们来作这样的纪念和回顾了。
先父毛坤（体六）先生，1899年9月22日诞生于四川省宜宾县高升乡上学堂坝村白果林旧居[1]。上世纪二十年代，先后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先父一生留下大量的书稿，后来大部分散失了。除生前已发表的若干著作外，这些书稿主要是论文、译著和为教学需要而编写的讲义。学者们将先父著述按照目录学、图书馆学和档案学来分类研究。笔者协助过他们的工作并参与搜集、整理材料。循着先父生活的踪迹，这些著述先后完成于武汉、重庆和成都的工作时期。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它们与作者的命运紧密相连。
武汉时期，在武昌昙华林，正值文华公书林的初创和发展阶段，1928年起，先父从这里开始了服务图书馆事业的道路。在文华大学图书科和后来独立办校的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文华图专），先后担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同时他还担任学校季刊社长兼总编辑。在图书馆界、在学校里他是最活跃的成员之一，毛坤先生曾两度代理教务长职。这一时期被图书馆界前辈严文郁先生称之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茁壮时期”，在这一阶段里先父的著述充分地体现出当时的特色。他在学校的季刊和其他图书馆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译著以及教学讲义，已部分收入《毛坤图书馆学档案学文选》。
1932年夏季，先父利用假期回乡省亲，接受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委托，从四川宜宾乡村出发，作四川省图书馆现状的调查。他克服种种困难，首先到自贡、内江、资中、资阳、简阳而达省会地成都实际考察；然后顺长江东流到宜宾、泸州、重庆、万县各地，最后写成《四川省图书馆调查报告》[2]。今天，我们再次阅读这篇报告，仍旧可以感受到20世纪初期，四川省地浓郁的人文风貌，特别是先父深入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值得学习和发扬。
抗日战争爆发后，文华图专西迁重庆。学校的教职员中只有先父是四川籍贯。为了减轻学校的负担并顾及家人安全，在迁校前，先父送家属回到宜宾老家漆树乡居住，安顿后就回到武汉，随全校师生一起来到山城。
文华图专最初借住重庆曾家岩求精中学校舍继续教学。当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又随时有日本飞机轰炸的危险。但师生精神却很振奋，这种情景可以从沈祖荣校长的一则文字里得到体现：“为图书档案安全计，特制手提书箱书袋两种。平时列成书架，便于取阅；一遇空袭警报，则男生提箱，女生背袋，转运至防空洞内。”那时，若遇敌机出动，重庆市区就会发出预行警报，学校师生随即进入防空洞内躲避。先父只身在校无需照顾家小，因而行动便捷，他便利用预行警报后的间隙时间继续读书写作，待到紧急警报响起再从容撤离。1941年5月9日敌机轰炸重庆，求精中学内的文华图专附近中弹多处。空袭警报解除之后他回到房间，发现此前摊开的书本里竟然嵌进了一块炸弹片。这年暑期，先父返乡休假，带回了那本16开的精装书本，触摸着这块可夺去中国平民生命的弹片，给童年的我带来难以想象的震撼。
同年7月7日学校再次遭日机更严重轰炸，师生宿舍中弹被毁，文华图专进入到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此时，先父挺身而出，担任文华图专教务长职，肩负起辅助沈祖荣校长管理学校的重任。后来校址迁移到嘉陵江北岸的乡间廖家花园，这里远离中心市区，较为僻静安全，但是不通公路、没有电灯，连饮用水都只能以防空洞里的积水代替。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教学活动正常进行，先父的著述和教学活动仍在继续。由于物资的极度匮乏，许多报刊停办，除《建国教育中之图书馆事业》一文发表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9年第13卷5期）上之外，先父的其他约10篇著述，大多用毛笔精心写绘在粗质土纸手稿上。如果不是那纸质的粗糙，我们今天一定会想到它们产生于和平年代。十四年抗战时期，文华图专的师生关系更加融洽，他们对学校的深情、对图书馆馆事业的忠诚令人敬佩。当时入学的许多川籍校友，后来成为川、渝两地图书馆界的骨干力量,推动了内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1月，先父接受四川大学的聘请北上成都，任四川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踏上了他服务图书馆事业的最后一段人生之路。他主持馆务并与程永年（时学）副馆长在文学院和师范学院分别开设目录学和图书馆学等课程，他在校刊上发表文章，介绍宣传图书馆的功能。1949年，成都临近解放，在社会秩序混乱和物价飞涨的形势下，先父坚守工作岗位并撰写完成了《西洋史部目录学纲要》讲义，他竭力保护学校的图书财产免遭损失，他与程永年副馆长一起，在四川大学图书馆的岗位上迎接解放时刻的到来。
解放后，先父毛坤先生继续主持馆务并被遴选为四川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他积极投身工作和各项运动。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向科学进军和百花齐放政策感召下，先父进入了他为图书馆事业服务后的又一个著述高潮，留下了大量文稿。这个时候先父年龄已过中年，需要及时地总结自己的学术成就和工作经验，表现出一个学者的责任和忠诚。他就是以自己这种特有的方式积极响应号召回报社会的。
在向科学进军的运动中，图书馆要做好服务工作，先父撰写了数篇有关的论文，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措施。他在《标题目录与科学研究》的开头写道：“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是希望在今后有更多的图书馆进行标题目录的编制。为甚么呢？因为现在大多数人都在向科学进军。进军需要广泛的材料。”在《高等学校系组图书室管理问题》又说：“在科学进军中研究者好比主帅，图书总馆、系组图书室、系组资料室‥‥配合联系，组成后勤部队，跨进先进者的水平，并非不可能的事。”他还向学校建议成立图书馆科学研究小组，参与高校间的考察学习，推动图书馆工作。在《试论联合目录》一文里，他写道：“解放后对这一工作很重视，除各地图书馆陆续编制了一些地区性和专题联合目录外，科学院及高教部系统图书馆都在编制着规模比较大的联合目录等。更可喜的，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领导下，于今年九月初正式成立了《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并已开始了工作。”
1956年秋，先父再次被遴选为四川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
1957年，先父撰写了《略论关于旧档问题》和《中国国家档案馆规程草案》两篇有关档案学的长文。他在与戴伯行代理校长交流的信件里写道：“解放后我国档案事业，为党的革命方面及历史方面重要事业之一。以苏联在档案事业上之注意与进展观之，我国重此，诚属远见。”他始终在关注着国内、外档案学学术动向和发展。
1957年秋季，学校的反右运动到了深入的阶段，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毛坤先生被划右的正式宣布时间，大约是在1958年春节前后。21年后的1979年3月，上级组织对他的右派问题做出改正决定：“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1960年6月1日，先父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在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病故，现在这个旧址已经盖起恢弘的医科大楼，装置着先进的医疗服务系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今天，循着毛坤先生走过的足迹，阅读幸运保存下来的书稿——那些泛着淡淡的黄色、渗透出沧桑气息的纸片，或许我们能让这涓涓细流，重新汇入到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回忆过去，展望未来，循着先父不断奋进的精神，踏着他走过的足迹前进。
（2019年9月3日完稿）
〖注释〗
[1]现在的学堂坝地方已划归宜宾县孔滩乡管辖，分为上、中、下三个学堂坝，毛坤先生诞生地属于上学堂坝村的白果林旧居。2004年4月笔者前往探寻，曾有一段文字记录，节略于后：沿着中学堂坝村旁的田间小路上行，两边山势逐渐增高，不多时就到了上学堂坝村的沟底。上学堂坝村坐落在高山半腰，面临越冬的层层梯田，背坡满植竹木，其境浓郁秀美。据我们的初步了解，父亲和姑、叔辈的诞生地就在这个村落近旁。
[2]《调查四川省图书馆报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2年第8卷第3期，收入《毛坤图书馆学档案学文选》）
〖作者简介〗毛相骞（千），四川宜宾人，1936年生于湖北武昌昙华林，成都冶金实验厂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