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坤先生（1899-1960），四川宜宾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和档案学家，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简称“文华图专”）的杰出教师和校友。他在192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1947年，身肩重任，与学校甘苦与共，担任过《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顾问、文华图专编纂委员会书记和教务长等职务，讲授过中国目录学、中国图书馆史、中文参考书举要、档案经营法、档案行政学等十余种课程。文华图专在全国最早开设档案管理专业教育，就出于毛坤先生的努力倡导。他在1934年全国首开的“档案管理法”课程中，担任了中文部分的讲授。随着“档案管理法”课程逐渐调整，毛坤先生在教学实践中形成了《档案经营法》课程讲义。这部讲义初稿成于1934年，其后逐渐增删修改。1935年文华图专以油印本形式出版该讲义，此后屡有印刷但均非正式出版。今武汉大学出版社为迎接武汉大学120周年校庆，将该书选入“百年名典”系列丛书之中。笔者有幸参与了这部手稿的整理工作，本文拟从《档案经营法》手稿的装帧形式、书写特点和内容特征等角度，描述该手稿的面貌，并对毛坤先生撰写该书的历程加以解析。鉴于《档案经营法》正式出版后会与手稿面貌相异，故在此说明手稿整理中遇到的问题和处理的方式，使相关研究者对该书有更全面的了解。

1整理《档案经营法》的意义

《档案经营法》一书被众多学者引用，主要出现在以下几个主题的研究成果之中：对毛坤先生的研究，《档案经营法》是其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对文华图专的研究，该书是相关课程的讲义；对于中国档案学教育史的研究，因“档案管理法”课程在全国为首创，而使其在档案学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毛坤先生是第一位讲授档案学课程的中国人，他以《档案经营法》为教材，通过文华图专的课堂教学将档案学知识和实际工作方法传播开来，之后的教师如梁建洲等先生亦深受其熏陶。文华图专档案管理科与档案管理短期培训班毕业学生350余人，多工作与相关岗位上；修习图书馆学的学生亦多到堂听讲，不乏毕业后从事相关职业者，其影响深远由此可知。对毛坤先生的研究始于1989年的《毛坤先生传略》[[i]]，1995年以后逐渐升温，从“鲜为人知”[[ii]]逐渐为人所“认识”，他的卓著贡献逐渐为学者所关注，开始对他的学术生涯和思想进行探寻和总结。随着2000年《毛坤图书馆学档案学文选》[[iii]]出版，其学术成果更多地被探讨和引用，出现了如《心血的凝集 智慧的结晶——评〈毛坤图书馆学档案学文选〉》等论文。随着2009年“纪念著名图书馆学家和档案学家毛坤先生诞辰110周年暨图书馆学和档案学史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和2010年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九十周年院庆系列活动的开展，对毛坤先生的研究成果数量猛增。研讨会后出版的《毛坤先生纪念文集》[[iv]]收录《怀念老同学毛坤同志等》相关回忆录、《毛坤先生图书馆学档案学思想研究》等论文和年谱29篇，2013年4月“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和毛坤相关的论文和报导近30篇。同时，并未正式出版的《档案经营法》一书及相关课程被“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收录的56种论文所引用，其中有十数种是关于文华图专的研究成果。

然而，现有相关成果大多对于《档案经营法》并未加以深入探讨，仅仅点出该书题名，如蜻蜓点水一掠而过，或者仅仅提及该书部分内容。如《辛亥革命影响下的民国档案工作》一文中提到“他（毛坤）参考外国档案管理理论和办法，结合我国情况编写教材《档案经营法》”[[v]]，《民国时期大学档案管理钩沉》中有“知名档案教育界的学者如毛坤、何鲁成、汪应文、何德全、傅振伦等编写了诸如《档案编目法》、《档案分类法》、《档案管理与整理》、《档案行政》、《档案经营法》、《公文档案管理法》、《西洋档案学》等多本教材及讲义，促进了档案管理教育在大学的积极开展”[[vi]]。

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部里程碑式的课程讲义只是在1935年[[vii]]为文华图专油印少量作为教学之用。然而当今油印本难觅其踪，除四川大学档案馆和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资料室保存其手稿原件或复印件外，在CALIS、CADAL数据库和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中都未得见，研究者难以一睹真容。另一方面，该书部分内容通过其他途径，以节选或摘录的文字公开发表，如《档案序说》《档案管理中之重要问题》等，在人们心目中成为了全书内容的代表，这些论文固然代表了《档案经营发法》的精华部分，但仍难以展示该书全貌。

可见，整理出版《档案经营法》有助于展现该书的全貌，使学者更深入全面了解毛坤先生学术和教育思想，利于研究文华图专课程设置与演变，对其在档案学教育发展史上进行科学定位。

2《档案经营法》手稿面貌

《档案经营法》作为武汉大学出版社“百年名典”系列丛书一种整理出版，所依据的是毛坤先生亲手所写的书稿。这份书稿黑白复印件存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资料室，可供借阅。原件于2007年由毛坤先生的家人捐赠给其1947年后工作过的四川大学档案馆，曾在川大校史“展览厅”中展出[[viii]]。从1934年开始编撰至现在所见的手稿，留下了毛坤先生不断修订，力图完善的笔迹。

2.1装帧形式

《档案经营法》手稿的装订方式为中国传统的包背装，而从整体装帧、封面、内页特征等方面都体现出该手稿的增补修订。

从外部形态来看，全书320页左右，高27.5cm，宽20cm。以浅棕色牛皮纸包背，书衣上以白纸贴书签，略有破损。上以行楷书大字“档案经营法”，下右双行小字书“有北京排印本，武昌及重庆油印本”，左以行书体签名“毛坤”。

这里提到的北京排印本，据毛坤先生之子毛相骞先生考证，或指《档案管理中之重要问题》为北京的培训班而单出另行铅印。在武昌和重庆出油印本和文华图专办学情况吻合。文华图专从1920-1938年在武昌昙花林办学，1938-1947年因战西迁重庆继续办学。从1934年至1947年设有“档案经营法”及相关课程，其间毛坤先生一直在校担任教职。可以从这里列出这两种油印本推断，该手稿的使用延续到了1938年后。

《档案经营法》讲义手稿内页纸张分为三种：第一种红格稿纸，纸色淡黄，印有红色扁方格，半页30行15列，每格为1.0*0.8cm，无鱼尾；第二种白纸，纸质稍硬，或因年代久远而色泽偏黄；第三种红栏稿纸，朱丝栏，单鱼尾，半页十行，行款1.2cm，每行约二十字不等，纸质并非传统宣纸，或为国产洋纸[1]。

文稿开头使用第一种红格稿纸，共八十余页，中间附有插图或表格，有直接在稿纸上绘制或另用薄白纸贴上。最初每页版心位置手书“档案经营法概要”“通论章”等书名、篇章名，页码及“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讲义”等字样，栏线右边装入书脑处有墨字“第□篇”。其页码标记，以整张纸计，即折叠后之两面为一页而计数。页码至“通论章”结束后，“公文章”第一页后开始不记数。其后用白纸二十余页。再插入一蓝色布面，有“档案与官书”大字直接竖题于偏左上位置，无书签，其后有一白色衬纸。第三部分多使用红栏稿纸，仅在230页左右插入红格稿纸十数页。

2.2书写特点

从文稿的书写上看，以所用稿纸不同而各有其特点。第一种红格稿纸对文字大小已然限定，中文为楷书，英文为手写体多连笔，横纸而写，即文字方向与装订线方向平行，字顶端朝右。所用标点有于书写文字时写成，也有后来加上。书写文字时所用符号以句号为多，后加句号、逗号、冒号等。少数用阿拉伯数字和英文标明序号。其中三分之一在天头上批注。多有墨圈，有标于一段开头，表示章节开头；有标于文字右侧，表示强调。有墨抹于文字右侧，标明篇章标题。其中批注多将文中章节名称或要点提出，部分加以序号，明确层级，也有标注外来概念的原文。其中增删改换，均用墨笔行于文字之间，大段文字题于天头。

第二种白纸，全无行格，文字排列相对自由。所书汉字多用毛笔所写，间有钢笔和铅笔笔迹。大部分为0.5*0.4cm大小楷体，全部横向密写，一行可容三四十字，仅有一页竖写（其内容相对独立）。中英文混排，使用英文系统标点符号，多用罗马字母、英文字母和空格方式标明文字层级结构。基本无批注和修改，稍见补入英文单词。部分英文内容用铅笔或钢笔补入。

第三种红栏稿纸中，文字大小约为一厘米见方，有楷书及行楷，英文长者横纸而写，短者直接横写于中文下方，即与中文书写方向垂直。当少量中文夹于英文之间时，中文依照英文书写方向。稍有批注，修改处甚多，所用标点类似于第一种红格稿纸，标点符号及序号使用类似于红格稿纸后半部，也有铅笔写成内容和批注。

这三种纸张在纸质和形式上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且前后分界明晰，混用的情况非常少。三者不但在外观面貌上表现出差异，而且在内容上也表现出不同特征。

2.3内容特征

从《档案经营法》手稿内容可以看出，全书经历了比较长的编写时间。全篇内容布局在撰写过程中出现了较大调整，具体内容表现出往复增删修改。

2.3.1红格稿纸部分

红格稿纸部分写作的时间相对比较明确，从内容材料推断应在1934年-1935年之间完成。时间的定位可以从文稿开头的落款，相关文字发表时间，举例所用时间，文中引文分布等因素推断。

这一部分内容是《档案经营法》全书的开头，包括《弁言》、《通论章》、《公文章》，另有插入到第三部分的《中国官书》。

文稿中《通论章》原题“档案经营法概要”“通论章”，后用细线勾去“经营法概要”及“通论章”几字，替之以“序说”。第一列下，有“甲戌秋宜宾毛坤体六初稿”，亦被勾去数字，仅留“毛坤”之名。这处修改应是在《档案序说》发表时所生成。甲戌年正是1934年“档案管理法”中英文课程在文华图专始设之时，而毛坤先生正是该项课程中文部分的讲授者。而刊有《档案序说》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第七卷第一期上出版时间为为1935年3月。而在《通论章》末尾，毛坤先生列出了档案经营法教材所应囊括的几个部分为：

通论章 论述档案之意义、性质、功用及中外档案之大概情形等事。

函件章 论述立排法及如何应用于一切机关企业文件之排比等事。

公文章 论述国内各机关现行之新旧各种管档方法，及今后吾人应如何规定收发、分类、编目、储藏、出纳方法等事。

旧档章 论述陈旧档案之接收、保管、清查、排比、修补，抄印、展览等事。

官书章 论述官书之获得、分类、编目、收藏等事。

馆务章 论述档案馆之建筑、设备、用具、组织、人员等事。

检字章 论述中国检字法及如何适用档案本身及索引之排列等事。

索引章 论述档案索引之选目成条、编序等事。

其中于“函件章”天头注，“序列”二字；在“公文章”上方用双层同心圆，并天头注“先编先讲此章”，《通论章》其后紧接的内容是《公文章》。这部分内容因发表时间较早，多为学者引用，并以此提纲作为《档案经营法》一书的内容概括。从后文内容看来，这仅是作者的最初构想，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作了较大的调整，只有部分内容最终完成定稿，如《公文章》。

《公文章》在标题下方也有落款“甲戊秋宜宾毛坤体六初稿”。其内容中举例多用“民国二十三年”即1934年，在本章出现了6次。有例如：“如民国二十三年以前已共有十三万八千号，则二十三年某月之首或末作138000 + 1800 = 139800，则从前之总收发号码亦不难知悉。”被毛坤先生视为生平重要著作[[ix]]的《档案处理中之重要问题》原载于1936年9月《图书馆学季刊》（第十卷第三期）其中多有对《公文篇》的借鉴之处，且发表文字更为浅白，可知该部分文稿此之前写成。

2.3.2白纸部分

以白纸为书写材料的部分，内容相对零散，多数以篇为单位，自成体系。而且内容上没有明确表述写作时间，根据内容分析推断，这部分写于1934-1938年之间。

其内容从篇幅上看，主要包括三个大部分。其一为《档案经营法讲授大纲》，异于《通论章》末所列，上有蓝黑墨水钢笔字修改字迹。其后收录了程长源《县政府档案管理法》（1936商务印书馆）中第十二章中论整理的方法及步骤。该页下有英国档案馆的介绍，未完。其二为《明清档案专号》，收录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五月社会调查所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中处理明清旧档案的材料。其三为翻译《档管理论》一书[2]的《附录一英国公私档及行政区分大纲》，后有相关专名在《商务韦氏大学词典》中的解释，亦将词义译为中文。以下有《公文之名称及沿革》记中国从战国至民国公文的名称，后为《上海市博物馆征集陈列品办法》（竖写）等篇。

各篇之内，除对英国档案馆的介绍没有全部完成外，其他各部分内容结构较为完整。从来源上看，除讲义提纲为作者撰写外，多数采摭中外著作，翻译编写而成。从所引用文献的时间来看，《上海市博物馆征集陈列品办法》为1935年所公布，程长源的《县政府档案管理法》为商务印书馆在1936年出版，所以该部分内容在1934年以后写成。

《档案经营法讲授大纲》拟作“上篇概论，中篇分论，下篇附论”，上篇列有详细提纲分为：档案之字义、档案之范围、档案之特性、档案之功用、中国档案之大概情形、西洋档案之大概情形、管理中之各项问题之提示等七个部分。之前的《通论章》有六部分，分为档案之名称性质及其意义、档案之目的及功用、档案保管人与档案保管机关、中国过去档案之大概情形、西洋档案之大概情形和档案经营法之内容等。二者有类似之处而亦有相异处。其后有“分论（以现行公文之管理为例）”字样，而下文未见。

在《英国公私档及行政区分大纲》后，《商务韦氏大学词典》中名词释义上方，有一段铅笔所写关于博物馆收藏范围和美国博物馆的英文，旁以毛笔竖题一五绝，名为《汪应文先生找房歌》：“未去眉先皱，归来心更灰。为寻居住处，重庆日徘徊。”

题中的汪应文先生，1935年在文华图专毕业留校，担任教员，1941年起担任文华图专训导处主任。诗中点明重庆，正是抗战爆发后文华图专在1938年西迁后校址所在地。在1938年全校迁渝之前，校长沈祖荣、教务长汪长炳和教授毛坤三人先抵重庆筹划，最后借得曾家岩求精中学校舍。当时毛坤先生已经深深体会找房之艰辛。此后，文华图专又因轰炸，1941年迁校重庆江北廖家花园。从廖家花园教师宿舍安排来看，汪应文当时家中人口较多，而在求精中学时期，因文华图专与南京金陵大学、汇文女中和教育部电化人员训练班等校共用校园，所以房屋不敷使用，仅能安排学生宿舍和教室等，汪应文此时留校时间尚短，未能得到住房安排也是情理之中。故小诗所述时间约为1938年前后。1938年较这部分文稿中最晚的中文引文后二年，或为修订时所题。

2.3.3红栏稿纸部分

红栏稿纸部分以蓝色布面所题“官书与档案”与前二者分隔开来。内容包括：官署案卷、小图书馆之利用官书、官档之分配、官档之功用、编制官档、各项官档之内容及其利用法等。其后又有：《大英百科全书》之述档案、塞叶斯氏之《分类法概论》中之论档案之管理、现档管理法、管档小识、排档用品概说等。再有：清代管储档案之机关、清军机处档案、清升平署档案、中国官书、档案与官书之关系、官书著录要则等。其后再是：档案制度、地方档案之保存、档案中之问题、档案之保护、金肯生《档案管理法》内容概要、档案修补规则、移录档案文字之法则等，其后摘录若干相关论著，如《校雠通义》、《保存例案议》、《修正北平档案保管处章程》《美国协会官书委员会667之工作》等等。

这部分内容以小标题和空白为前后界限，每一大部分无编号，只在每部分以下再分小标题并编号。内容主要可以分为官书、现档和摘录他人著作三种。官书与现档的内容交替出现，而摘录部分集中在文稿最后。官书部分重于本土旧档，其中比较重要的参考文献，如陶湘《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1933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所出的《北京图书馆现藏中国政府出版品目录》（1928）和《现藏中国官书目录》（1932年）等出版时间均在1934年以前。现档部分多为摘译西文，金肯生《档案管理法》的出版年为1922，而塞叶斯氏之《分类法概论》[3]为1926年出版，所译外文图书可考出版时间均在1934年以前。摘录文献中外兼有，最后几页手稿中有引用1935年9月《Bulletins of ALA.》资料，并有“开战后不久，国防会议；1939年二月，国防最高委员会”等字样。

这一部分引文的可考出版时间从1922年至1939年，且相对集中于1935年以前，其后引文数量较少。文华图专有文华公书林作为图书资料收集的后盾，非常重视图书档案方面书籍的采购，故毛坤先生可以利用到当时最新的专业图书，可见这部分内容集中写作于1935年前后，而递修至1939年后。

这部分红栏稿纸中，插入了红格稿纸所写的“中国官书”与“档案与官书之关系”两节。“中国官书”中引用了1935年出版的《四库大辞典》（杨家骆，南京中国图书大辞典编辑馆）。且红栏稿纸所写内容中，有一部分与前文红格稿纸所录内容重复，如清代管储档案之机关、清军机处档案、清升平署档案、《大英百科全书》之述档案等。其中标点类似，文字略有增删，此处更多记录文献出处，而前文则有插入新内容部分。此处文字较为随意，而红格稿纸所写则较为工整。

红栏稿纸所写内容的长时间跨度，与红格稿纸有内容大致相同的部分，以及笔迹、批注、留白等种种迹象表明：红栏稿纸所写部分内容很可能完成于前两部分之前，并且红格稿纸内容至少部分是以其为底稿写成的。

根据《档案经营法》手稿三个部分的装帧、书写和内容等特点，可以大致理出：文稿主体撰写于1935年前后，作者收集资料，摘录翻译，写成文稿后施以批注、修正，并在资料增加的基础上再加删改，这个过程至少延续至1939年；红格稿纸部分基本定稿于1935年以前，在出版时又加增订；白纸部分多为中期所收集的资料；红栏稿纸部分内容写作贯穿整个过程。

3《档案经营法》整理方法

在《档案经营法》讲义文稿整理成书的过程中，以完整地表达原书意旨为第一要务，以期尽可能全面而清晰地再现毛坤先生当时的思想内容。由于这部手稿写作中的特殊性，在整理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文稿的写作中多有为辅助作者个人的记忆而随手书写的内容与符号，其他人辨认时未免力有不逮；由于原稿为一讲义而非一著作，故其编写以课堂讲授为目的，而不为文字出版写成，内容有缩减也有重复或冗余；在课程讲授过程中，毛坤先生不断对讲义进行修改，所以文稿体系结构一再调整，资料不断追加，没有统摄全文的体系。针对这些问题，整理小组进行了文字录入、框架分析、顺序调整和去除冗杂等工作，以便更清晰地展现全文。

为了清晰地展现《档案经营法》内容，整部书以手工录入的方式，将图片转录为文字。文字的录入大致可分三个步骤：第一步，以文稿复印件（黑白）与原稿扫描件（彩色）为底本，将所有出现的字迹全部输入，并标记难以辨认的文字。同时以脚注等形式，对文字的特殊形式加以说明，如用铅笔或钢笔写成，或天头所注，或书于版心等等；第二步，以原文稿校对，并辨识难认的字；第三步，以上下文和已发表的内容校对。在辨认文字的过程中，毛坤先生之子毛相骞先生和小组成员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并且借助微博等工具在网上得到了一些帮助。文字录入过程中，对大部分文字保持不变，在第二、三两步中：有语序不同于今而仍可阅读的，保留原貌；文字叙述不同于已发表部分者，保留原貌；所引他人文献，文字或断句不同于原文者保留原貌。对其中一些文字加以改动，如：最后仍难以辨认的字，以□代替；所用异体字没有表达特殊含义的，改用现行通用字，如“麤”改为“粗”；所用自造缩略字符，补写完全，如，还原为“档案”二字；改正明显笔误。

经过文字录入，保留了原稿较为全面的信息。利用作者在天头所批注的章节提纲和正文中出现的“档案经营法”讲义大纲二者与文稿全文对照分析，归纳出全文内容并加以组织成为整理后的新框架。正文中由作者自己拟定的大纲以第一种《通论章》末尾所附和第二种白纸写《档案经营法讲授大纲》为详。根据作者原意和文稿现有内容，取第一提纲中所列通论章、公文章、官书章之名，分别为前三部分“通论篇”、“公文篇”和“官书篇”，依据相关内容列入各部。取第二提纲中所列“中篇分论（以现行公文之管理为例）”之意，并对应第一提纲中“旧档章”，依据内容中的标题“现档管理法”及其下内容提纲，归为第四部分“现档篇”。以第五部分设“要籍摘录”收作者摘出或翻译的他人著作。

确定全书框架后，以相对完整的章节为单位，调整顺序，归入各篇。其中前两部分以红格稿纸所写的《通论章》与《公文章》为主，并加入后文追加资料和相关论述。其后两篇各自收集相关文字。自上而下调整各标题层级，并加以统一编号。文中所有图表，未加标题者均代为拟定。

经过以上程序，仍有部分枝节冗余。于是将原稿中双行注中，对上文加以解释者入于正文，用括号等加以区别。插入者归于脚注，表意不明处加以“编者注”。作者所加讲授或讲义写作思路，入脚注。原文本拟写作内容，如标注“本项档案举例另打粘”等，而后文未见者，将此类标注字样删去。作者随手记下，与前后文均无关者删去。整理过程中产生的意义不大的脚注删去。单独所录部分内容大纲或讲授思路，及单独列出相关书籍辑出，附于全书之后。

4结语

在《档案经营法》手稿整理过程中，循着先人的笔迹，回溯历史光影之间沉淀的智慧，静穆中聆听时光之河上游那讲堂中的袅袅余音，未尝不是乐事。希望藉由整理小组的努力，能助这部手稿顺利正式出版，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些帮助。然而能力与时间所限，最后文稿难免存在舛讹，还望同好批评雅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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